王梅，本科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日语系，硕士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2013年获得日本城西国际大学比较文化博士学位。现为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教师，副教授，兼任大连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目前主要从事中日比较文化的教学和研究。

城市广场作为近代城市的一种新型公共空间，来自于西方的跨文化移植，具有特殊的外形与内涵。而近代以来由外国殖民者在中国设计、规划、建成的广场则具有更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意义。位于大连城市中心的中山广场1898年由俄国人设计，1914年伴随日本陆军大将大岛义昌铜像的树立更名为“大广场”。“大广场”以其欧式前卫的向心布局和气势磅礴的广场建筑成为殖民地大连的代表影像。日本战败后，人民政府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先驱孙中山将“大广场”改为“中山广场”并沿用至今。如今，中山广场仍是大连的主要广场之一，不仅承载着10条道路交叉路口的交通枢纽作用，而且作为记载曾被殖民规划的历史文化空间，使得置身其中的国人回顾近代中国屈辱史，并汲取感同身受的力量。

我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注重社会变迁和城市化进程历史的研究。90年代中期，城市史的研究领域拓展至城市空间，包括对城市公园、街道、茶馆等公共空间的研究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对城市近代公园的研究出了很多成果。“在这些研究中，不仅地域上从上海、北京两地扩展到成都、广州、厦门以及江苏省等地，时间上从晚清民初扩展到民国中后期, 而且在类别上，也覆盖了近代城市公园的几乎所有类型” 。由此可见，以城市公园以外的公共空间、以及上海以外的中国其他殖民地城市为对象的研究还相对较薄弱。

本文以日本殖民时期的“大广场”的空间实践为研究对象，试图采用空间文化研究方法，多角度、全方位考察“大广场”作为殖民地空间的政治文化意义。首先，通过梳理“大广场”的发展历史和规划布局揭示“大广场”作为殖民空间的政治意义。然后，通过解读“满洲旅行”及大连旅行热潮下发行的明信片和旅游图，阐明日本政府如何借助“大广场”旅行激发并建构日本国民的民族认同感。在此基础上，以大连的殖民地诗人清冈卓行创作的《圆形广场》为个案分析，剖析“大广场”所蕴含的独特文化内涵。

一、空间的政治生产：从“尼古拉耶夫卡亚广场”到“大广场”

英国左派历史学家艾瑞克将1875—1914年这段期间称为“帝国的年代”，地球上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陆地，是在六、七个国家之间被分配或再分配的殖民地。大连这座城市正是在列强瓜分世界的硝烟与战火中诞生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蚕食中国的开始，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使得沙俄占领了旅顺口和大连湾。1899 年11月，沙俄通过了“大连湾南部大连商港和新城市的建设方案”， 明确了将“大连建成一流的东方自由港城市，长期霸占旅大地区、争霸于世界”的规划目标。沙皇尼古拉二世指派有筑港经验的弗拉基米尔. 萨哈罗夫工程师负责大连商港城市的规划，大连作为近代城市的形态便由此始建。萨哈罗夫采取种族隔离的原则将西青泥洼村一带约5400亩土地划分为行政区、欧洲区和中国人市区。欧洲区位于市区东部，是规划的中心地带，包括码头、火车站、商业区和俄国人居住区。

在萨哈罗夫规划的基础上，年轻的建筑师斯克里莫夫斯基基于大连丘陵起伏、沟壑纵横的地理特点，确定了以广场为核心、道路发散、街区环绕的辐射状城市布局。最大的城市广场位于欧洲区的中心、是一个直径达213米的大型圆形广场，以沙皇的名字命名为“尼古拉耶夫卡亚广场”。广场的概念来自希腊语“platia”,意为“宽阔的路”，据说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尼古拉耶夫卡亚广场”放射性的广场布局源于西方的同心圆城市结构。即城市的核心是城市中心的广场, 市民们可以沿着街道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在此节庆、游行、举行宗教活动。

而在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里几乎看不到具有现代意义的广场。隋唐之后，中国城市设计大多采取中轴线构思法，封闭的城墙与深宅大院造就了中国人内敛保守的性格。沙俄占领中国的土地后，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性、价值取向规划了城市空间，并将其引以为傲的广场文化移植过来，斯克里莫夫斯基甚至在广场中央规划了一座东正教大教堂。福柯指出“空间是任何权利运作的基础” ，以沙皇名字命名的“尼古拉耶夫卡亚广场”正是典型的空间殖民主义的体现。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次年，沙俄战败，双方签订《茨茅斯条约》。沙俄不得不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大连从此开始了长达4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历史。沙俄时期的“尼古拉耶夫卡亚广场”只做了场地规划，没有来得及建造建筑物。日本殖民者接手后，不惜花重金对广场空间进行符合其权利意志的建构。从1907年开始到30年代，在广场周围陆续建筑起市政府、邮局、银行、旅馆等九栋建筑物。这些建筑物主要为文艺复兴风格、或是罗马建筑风格、亦或是哥特式建筑风格，均为日本建筑家采用西方近代建筑理念的杰出作品。

建筑群中最早完成的是建于1909的大连民政署，是一座哥特式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1919年广场东侧耸起“和洋折衷”风格的大连市役所大楼。1922年，民政署也迁入这栋建筑，上下两级行政机关合署办公（之后民政署变成大连警察署）。虽然大连民政署和大连市役所在建筑风格和建成时间上各不相同，但楼顶都设计有高耸的塔楼。塔楼高于其他建筑物，成为政治中心和权利机关的标志。1910年竣工的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店的中央及两端屋顶上有三个绿色穹顶，鲜明地体现着欧洲文化的精髓。作为日本殖民时期的对外贸易银行，横滨正金银行随着日本政府的殖民扩张在中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横滨正金银行的金融活动导致中国货币的不断贬值，直接扰乱、控制了东北的货币市场，为日本政府进而操纵东北的整个金融市场奠定了基础。

建筑群中最为著名的是满铁大和旅馆。满铁是成立于1906年11月的“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的指挥中心。作为为铁路提供配套服务的公共设施的旅馆，大和旅馆在东北各地应运而生。大连大和旅馆于1909年开始基础施工，1914年竣工，耗资超过90万日元。这座融合欧洲文艺复兴巴洛克风格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一经建成便成为广场标志性的建筑。作为满铁沿线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入住者多为日本军政要人、企业家、及日本和欧美的富有旅行者。

建筑的基本含义是阐释和创造。近代以来的欧洲，以建筑的形式来定义、代表本民族的艺术特征甚至文明发展历程，成为以艺术风格为基调的建筑历史之要务。这使得建筑史的学说成为西方世界地缘政治之“民族主义”的有利工具。诚如梅特卡夫指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来说，用古典形式来诠释帝国精神是非常自然而恰当的，因为在欧洲，令人联想到希腊和罗马的古典风格是表达一个帝国的建筑语汇” 。日本建筑家在殖民地大连运用前卫的设计理念建构起古典主义建筑群，很明显是具有“通过模仿古希腊和罗马风格来显示帝国繁荣的企图” 。在帝国主义语境下，宗主国与殖民地彼此交织成一个共同的空间场域，“大广场”越是气势磅礴，越能凸显宗主国强盛的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呈现出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群并非普通住宅，而是担负重要市政功能的殖民机器和资本运行机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使得日本殖民者在大连建构出一个政治、经济中心。

虽然日本不惜投入重金打造气势磅礴的广场建筑，构筑起了大连的中心。但是归根结底，这种“繁华”与绵延不断的殖民暴力相生相伴。空间理论的集大成者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模式”、“资本主义的特征就体现在空间的生产上” 。资本主义不仅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同时也在殖民地内部重组中心和边缘的空间关系。早在沙俄规划大连之时，就采用了将中国人区和欧洲区完全隔离、互不混杂的殖民规划方针。日本殖民者承袭这一方针，1919年市区扩充规划后，形成了以“大广场”为中心的行政、金融、商业区，樱花台、青云台等一批别墅式住宅供满铁课长级白领居住，南山山麓共荣住宅成为日本人独栋高级住宅和满铁职员住宅的典型。与此相反，中国人住宅则不被重视，随着大批山东移民涌入，形成了寺儿沟贫民窟，香炉礁贫民窟等边缘地带。中心的“繁华”是以被边缘化的中国人区作为原料、劳动力来滋养，包括“大广场”在内的大连主要市政工程的建设都是建立在苦力劳工的汗水之上。即大连的中心依靠边缘而“繁华”，而作为更大的中心-日本,则依靠从大连运出的大豆和煤炭来滋养。

为了体现日本统治者君临天下的地位，1914年7月广场上树立起大岛义昌的全身铜像。大岛义昌是日本的陆军大将，关东都督府的首任总督，为日本侵略东北立下赫赫战功。铜像由关东都督府官吏、满铁社员和大连的知名人士出资建立，在大岛63岁生日那天设立，同时还在广场上栽下了63棵松树。并且从那一天起，“尼古拉耶夫卡亚广场”正式改名为“大广场”。与沙俄用沙皇的名字命名相比，日本人采用修建铜像的方法更直接地传达了殖民者的政治理念，即透过这一空间“炫耀其武力、种族及文明的优越性”。大岛义昌铜像作为“大广场”的“主人”，不仅成为大连的日本居民、日本游客精神上的领袖，也使得本为真正主人的大连居民的民族归属感发生混乱。从这个意义上看，竖起大岛义昌铜像后的“大广场”具有了色彩鲜明的殖民文化形态与殖民空间意向。

如果说沙俄殖民者规划“尼古拉耶夫卡亚广场”是以侵略者的姿态将西方的广场移植到大连，使其成为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空间。那么，日本殖民者通过构筑国家机器、树立侵略者铜像的手段更凸显了广场的政治中心地位。沙俄是广场空间的创造者与规划者，日本则是建设者和维护者。从“尼古拉耶夫卡亚广场”到“大广场”的历史变迁表明了从沙俄到日本的权力更替，也表明了殖民地城市空间的政治生产始终被宗主国国家权力所控制。从始至终，这个广场空间都一直保持着政治性、战略性和殖民性。

二、旅行空间：视线的共同体与空间符号化

近代日本的大众旅行热潮兴起于19世纪末，明治政府和社会精英大力倡导日本民众前往东京以外的偏僻山水，成为建构近代“国民国家”均质空间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伴随着殖民统治的稳定和加深，日本殖民者认识到旅游业在殖民体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积极推进“外地”旅游业的发展。大连被定位于“欧亚联络文化都市”、“大陆的门户和国际都市”，吸引了一大批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日本及外国旅行者。本节在梳理大连旅游业历史的基础上，通过解读老照片、明信片以及导游图中的“大广场”影像和介绍，探讨殖民地空间旅行如何渲染“王道乐土”的殖民侵略以此激发日本人作为“日本帝国国民”的民族认同感。

早在1905年，大阪商船株式会社便开通了神户到大连的航线。1911年中朝边境鸭绿江大桥的建成贯通了朝鲜和“满洲”的铁路。1929年开通了东京到大连的航线，这也是日本到中国的第一条空中航线。1919年日本殖民者提出“立足于先进科学综合的都市规划，为大连发展之指导”，运用当时最新都市规划理论，将大连建成“最先进、最合理”的城市。其中重要一条是使城市布局更加适合于汽车时代交通运输的发展需要和满足街面行人空间观赏上的视觉要求，即使大连向适合旅游方面发展。因此，殖民者将发展城市交通运输放在首要。在城市内部，有11条有轨电车把整座城市串联起来。日本殖民者还相继扩建和修筑大连至旅顺、金州、普兰店等城区公路, 客观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城市公路网络。

与此同时，殖民者以“大广场”为城市中心不惜投入重金继续修建欧式建筑、开发公园和海滨浴场、新建体育场地和娱乐设施。落成于20年代末的大连医院、大连邮便局新楼、辽东旅馆等建筑均矗立在“大广场”周围，成为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化交相辉映的建筑景观。从1909年开始，满铁相继投资修建了滨海公园“星个浦”、南山公园和电气游园。便利的交通、异国风情的建筑、高度的文化生活使大连成为“超过了日本最时尚的都市大阪、神户和横滨”的现代摩登都市。在旅游业的大力经营下,也使得来大连人员每年递增。据统计,1911 年-1935 年,大连港共接入157.3 万人次。其中,日本人147 .77 万人次。

经过“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建国，大连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在政治方面它是日本推行远东政策的桥头堡，军事方面是伪满洲国的屏障，经济方面是伪满洲国对外贸易的窗口和主要通道、欧亚大陆联络的要冲。殖民当局通过“关东州”和日本国内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大肆宣传大连旅游，并通过大连观光协会与日本国内的大阪旅行俱乐部联合组织大规模旅游促销。在日文报纸、书刊上也大量刊登有关大连、旅顺、金州、普兰店、瓦房店旅游方面的广告与旅游路线及价目表。宣传大连、旅顺的明信片不断发行，旅行杂志上经常推出“满洲特急”的专栏，大连旅行已经成为日本民众消遣娱乐的方式之一。

仅1938年一年，就有大连市役所发行的《大连》第四版和大连交通株式会社发行的《大连观光》两种日文导游手册。其中，《大连观光》图文并茂，内容详尽。除了介绍包括“大广场”在内的主要观光景点外，还有观光线路、巴士车费、发车时间。并且，1939年大连交通株式会社又发行了《大连观光》的中文版导游手册。在景点介绍中，“大广场”所占篇幅最长。

大广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可以说是大连的中心，在广场的中央，设有里程碑，就是满洲距离的归着点。并有初代关东都督大岛大将的铜像。广场周围，是大连代表性的建筑物。高大洋楼，堂堂林立，高耸入云，极其雄壮。

当时，在日本国内还没有欧洲式的放射性圆形广场，因此置身于由“高大洋楼”所包围的“大广场”，日本游客能够获得身处巴黎、伦敦等西方城市的幻觉。这一时期发行的大连明信片上经常可以见到“欧亚联络”、“国际都市”之类的词语。日本人不必远赴欧洲，只要来到大连的“大广场”，就如同身处欧洲。究其本质，这种幻觉正是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政府灌输给民众的“脱亚入欧”思想。奈良女子大学文科四年的学生在1939年“满鲜修学旅行记”中这样描写日本人对大连的建设，“日本人将称为青泥洼的五十户贫穷村庄发展成为拥有五十万人口的远东贸易大港、新兴满洲国的玄关城市”，并由此“深切地感到日本人的伟大” 。

厄里在福柯“凝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凝视”的观点。“凝视”，作为一种具体的观看方式，暗含凝视主体的强势和被凝视客体的无力和被动。“旅游凝视”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大量人群参与的集体凝视行为，这是一个收集照片、收集符号的过程，是对某特定景点意义符号的生产与消费。日本的大众旅行热潮开始于19世纪末，视线的共同体在日本的内部已经形成并开始运作。当殖民地大连进入日本人的视线时，“大连”、“大广场”这些空间已经被符号化。无论是产生身处欧洲的幻觉，还是激发对“伟大”帝国的归属感，都是共同体对符号的解读和意义的生产。只有身处帝国的外部，共同体才能对凝视符号进行最有利于帝国利益的解读和意义生产。

此外，来大连旅行的游客往往要前往旅顺的水师营、203高地等战场遗迹。大连最早的旅行就是战地参观。日俄战争后，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成立旅顺战迹保存会。专门把旅顺开辟成为宣扬“战绩圣地”的特殊旅游观光地。1905年1月殖民者在日俄战争的主战场203高地上修建高10.3米、类似武器的战绩碑，碑体由炮弹皮和废旧武器构成。殖民当局每年都组织日本国内相关人员, 包括军事学院学员、日本国内中小学生和“关东州”内的中小学生分期分批到旅顺参拜“战绩圣地” 。

如果说游览大连是为观赏近代都市建筑，那么参观旅顺则是“追思为国捐躯的英灵”、“唤起忠君爱国之情” 。虽然大连和旅顺在殖民地旅游业中担当了不同的角色，但两者共同作用，强化了日本游客的国民意识，使其民族认同感膨胀到极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走的就是一条仿效西方“帝国”的殖民扩张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的“爱国”与“爱国心”作为一种对日本“帝国”具有归属感意识的主体得以显现出来。

当然，能够乘坐轮船、火车亲身前往大连的日本人毕竟有限，更多的日本人主要靠明信片等视觉媒体的发行了解大连。据笔者调查，日据时期除了满铁以外，大连的小林又七支店、大阪屋号书店、北野商店、大原商店等印刷商都发行了大量明信片。仅1938年、1939年两年，殖民地政府就发行了《大连三十二景》、《大连名胜三十二景》《大连彩色三十二景》和《大连观光三十二景》四套大型明信片。这四个不同版本的三十二景基本都取景于大连的码头、火车站、广场、公园及中国人居住区等，并配有简短介绍，为日本游客的观光旅行起到了指南和纪念的作用。其中，不同角度所拍摄的“大广场”照片最多占有五景，最少也占有三景，成为三十二景中最重要的景点之一。

相同时期，由满铁制作的旅游宣传视频“去满洲吧”体现了殖民者直观且生动的宣传策略。视频由大连、奉天（沈阳）、新京（长春）、哈尔滨四大都市的明信片拼接而成，并配以简洁的文字说明和轻快的背景音乐。大连作为“关东洲”的玄关成为“满洲旅行”的第一站，而“大广场”作为大连的中心则成为大连旅行的主要内容。住宿首推“大广场”的大和旅馆，“大广场”周边的大连市役所、大连医院、满铁本社都是重要的观赏景点。从“大广场”可以步行至日本桥（今胜利桥）、常盘桥（今青泥洼）和电气游园，最后以参拜大连神社（今解放小学）结束大连旅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并非以血缘、亲族为基础，而是在共同的国语国民文学之上构筑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对于大多数没有条件实现大连旅行的日本人来说，这些包含“大广场”符号的影像更是成为对殖民地摩登大连的想象媒介。想象的过程既是将中国人作为“他者”排除在外的过程，也是对自身民族“优越性”认知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日本人获得了日本“国民”的身份认同。

三、发现空间：清冈卓行《圆形广场》

大连作为新兴的“欧亚联络文化都市”、“大陆的门户和国际都市”，不仅吸引着普通日本人前来参观游玩并且落户定居，也成为众多日本作家和文人国外旅行的首选之地。不仅如此，大连也孕育了安西冬卫、清冈卓行等一批殖民地诗人，成为日本现代诗歌的发源地。在本节中，让我们将视线从现实中的“大广场”转到文本中，探讨清冈卓行文学中的“大广场”情愫。

     清冈卓行1922年在大连出生，父亲是满铁的土木工程师。幼年时期正值安西东卫发行《亚》杂志，可以算作是殖民地大连第二代诗人。他不仅在大连度过了少年和青春时代，而且与妻子泽田真知相逢并结合于日本战败后的大连。直到1948年最终回国，在大连生活了近26年。回国后以诗人和评论家的身份不断发表作品的清冈卓行1969年突然转向小说创作，发表了处女作《早晨的悲哀》。这部小说以妻子的不幸逝世为创作动机，倾诉了“丧失“故乡大连”与丧失亲人的双重丧失的悲痛与苦闷”。同年，第二篇小说《洋槐林立的大连》一经发表便获得第62届日本芥川文学奖。

1982年12月，年满60岁的清冈时隔34年回到大连，故地重游。这次旅行见闻以《大连小景》为题结集出版，包括《初冬的大连》、《中山广场》等四篇随笔。1988年清冈的第11部诗集由思潮社出版，收录了早期创作的古语诗作，诗集也以描写“大广场”的《圆形广场》这首诗来命名。可以说，“大连组曲”是清冈卓行文学创作上独具特色的乐章，而“大广场”是“大连组曲”使用频率最多的音符。  

《圆形广场》（「円き広場」）这首诗并非重返大连之后写下的，而是清冈在20岁时创作的。1942年，已经考入东京一高的清冈卓行回大连过暑假，此时的清冈刚刚在学校的杂志上发表诗歌，对诗歌创作怀有浓厚兴趣。正是“大广场”的圆形结构触发了清冈的创作灵感，促使他写下《圆形广场》这首诗，为其后期的“大连组曲”定下了基调。

     故乡的中心/有一个美丽的圆形大广场/如盛夏正午小憩初醒/放射出十条道路/又收起十条大道/啊 离心而去求心而归/

     故乡之子 正值二十/幼年就漫步此地/却第一次感到炫目 驻足不前/意识中的圆形核心/如戏剧般展开膨胀继而收缩/这种体验在过去的诗歌和音乐中/在过去的恋爱中/都不曾有过/

这首诗描写了“大广场”向外辐射出十条道路，这是主人公幼年时期早已熟悉的故乡风景。然而20岁的某一天，主人公突然从“膨胀”与“收缩”的结构中发现了新的精神世界。当时埋头于诗歌世界中的清冈读到“某位法国评论家”的诗歌创作理论，这位评论家认为如果用大圆表示意识的内容、用小圆表示意识的核心，西方型是“尽量使小圆膨胀与大圆吻合”，东方型则是“尽量使小圆收缩直至消失”。换言之，前者尽可能使意识最大化，后者尽可能达到无意识。这个理论引起了清冈的强烈兴趣和探索欲望。暑假中的一天，行走在“大广场”的清冈突然对眼前的广场空间获得了新的认识。

就那样，封闭在文学艺术象牙塔里的青年，在曾经的大广场上伫立，如同受到启发一样，将圆形广场比作意识的核心，十条道路的放射与吸收可以看做是核心的膨胀与收缩。放射与吸收，这个绝妙的布局上演着力量的均衡。

     日本文艺评论家柄谷行人指出风景的发现是“通过对外界的疏远化，即极端的内心化”而得以实现的，“风景一旦确立起来，其起源则被忘却”，“风景一开始便仿佛是存在在于外部的客观之物似得”。法国评论家的诗歌理论使得清冈卓行发现了作为“风景”的“大广场”，借助诗人的人文气息和情感烙印，十条道路的“大广场”的圆形布局与文学上的圆形结构彼此契合，一触即发，使得清冈的内部世界和外部现实得以打通。“大广场”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物理空间，而是由熟悉的外在风景，变成了真正的内在“风景”。

如前文所述，“大广场”放射性的广场布局源于西方的同心圆城市结构。这种放射性广场的典范就是建于19世纪中叶的巴黎明星广场，12条林荫大道从广场辐射延伸，宛如星光一样光芒四射。法国评论家的诗歌理论与模仿巴黎明星广场而建的“大广场”在艺术本质上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经由文学，空间就这样“被由浅表到深层、由冷漠到热烈、由无机到有机地被赋予了审美趋向和人文内涵”。当然，清冈卓行对空间的发现离不开作为殖民者的优越感，他赋予“大广场”的人文内涵是欧洲文化精髓的体现和日本民族“伟大”的象征。“自我的发现-空间的发现-民族的发现扭结勾连，达到了三位一体的契合”。

日本评论家川村凑进一步指出《圆形广场》中的“膨胀”与“收缩”可以解读为“现在与过去”、“获得与丧失”等二元对立的概念。在膨胀与收缩的平衡中产生了“充满力量的静止瞬间”，这就是“盛夏正午”所代表的“绝对意义上的时间停止”。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冈笔下的大连是一个“时间静止、永远充满乡愁”的都市。清冈不同于在大连短暂停留的日本游客，他具有诗人所特有的细腻与敏锐。因此，清冈眼中的大连不仅是一种“获得”，即作为日本“关东洲”而被人为建构的摩登与现代，更具有作为殖民地而带有的面临“丧失”的宿命。表面的繁华掩盖不住内在的不安与恐惧，因为被他们奉为故乡的大连终究不过是他乡，现在拥有的一切终究会成为过眼烟云。可以说，清冈通过《圆形广场》这首青春诗反映了居住在大连的十六万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1948年离开大连后的清冈始终也未走出故乡与他乡的葛蔓纠结。

结语  “中山广场”的诞生

随着空间理论的出现，空间由一个单纯、静止的名词变为包含意义生产的动词。殖民都市的空间实践更是包含殖民者权力意志与意识形态的载体场域。因此，在批判殖民主义的视野中强调广场空间的重要性，能够有助厘清复杂纷繁的殖民现象。纵观“中山广场”的前世，无论是沙俄时代的“尼古拉耶夫卡亚广场”，还是日本殖民时期坐拥大岛义昌铜像的“大广场”，可以说殖民地空间的构想规划和管理建设无一不渗透着宗主国国家权力的宰制。在日本殖民时期，“大广场”作为摩登都市大连的地标形象和旅行空间，反复出现在照片、明信片、旅游指南等印刷品中，成为日本人实现“帝国国民”这一身份认同的途径之一。而清冈卓行笔下的《圆形广场》则体现了殖民地时期生活在大连的日本人的深层焦虑与不安。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配合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大连结束了长达40年的殖民统治。11月，大连市政府宣布成立。1946年6月，人民政府以辛亥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名字将“大广场”改为“中山广场”。从广场延伸出去的十条街道也分别命名为中山路、人民路、上海路、延安路、鲁迅路、七一街、民生街、民康街、玉光街、解放街，显示了特有的时代氛围和烙印。除此以外，日本殖民时期的“圣德公园”改为“中山公园”、“西通”改为“中山路”。“中山广场” 与“中山路”、“中山公园”共同构成“中山”符号，一方面显示主权的回归，成为对原来殖民主义空间的颠覆。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民族主义象征空间，“建构起民族独立、崛起、奋进的空间” ，成为大连城市记忆系统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