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问题是21世纪困扰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问题之一。在2000年我国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占总人口比率达到为7%，进入到高龄化社会,预计在2025年这一比率将上升到14%，我国将以与日本比肩的速度快速进入到高龄社会。据统计我国高龄者人数在2019年已经达到1亿7603万人，接近了日本总人口。我国高龄化社会发展速度之快，高龄者人数之众，面临的问题之艰巨已受到广泛关注。

在亚洲一直处于经济发达的先进国家日本在1994年已经率先进入高龄社会，在寻求高龄社会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基本形成适合日本的高龄者援助体系。日本的经验对具有类似文化背景和高龄社会发展趋势的中国有哪些借鉴意义？近年来，中日两国的人口构成和家庭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及援助体系有哪些特点？笔者以福利多元论和马斯洛的社会支持理论为指导，在中国的大连市、日本的九州地区和名古屋市，聚焦高龄者、养老设施、社区以及青年人群体，进行了多次问卷和访谈调查。本书的内容主要基于这些调查获得的数据，通过分析考察明确了中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老年人生活援助体系的多样性和共同性以及中国今后在高龄者援助体系构建中的课题。

本书除了序章和终章外，共为四个部分，由13章组成。第一部分首先对中日两国加速高龄化的现状和课题进行了全面介绍，并对中日高龄者福利制度的发展现状及课题进行了梳理，明确了在婚姻家庭变化的背景下中日所面临的挑战；第二部分是对中日年轻人的赡养意识、居家高龄者的生活状态、社会参与现状以及援助网络的特征进行分析考察的内容。调查发现，两国的高龄者在社会参与上主要以“身体健康和“自己的兴趣”为主，日本高龄者中，对地域环境建设等社会奉献的参与比例高于中国；第三部分聚焦入住养老设施的高龄者和设施的经营者。调查结果显示，与居家高龄者相比，入住设施的高龄者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健康状况较差。在精神慰藉方面对家人的期待较高；在中国面向一般收入高龄者设施建设仍是亟须解决的问题。第四部分以日本的公民馆、民间组织和“生协”（生活协同组合）在高龄者援助体系中的作用的考察为主。在日本，公民馆的存在对居民主体意识的培养、活跃高龄者生活和建立高龄者与地域的联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日本，并在阪神地震之后受日本政府支持而得到大力发展的各种民间团体组织，在让日本高龄社会更好的建设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不论在高龄者互助还是自助方面的作用都不可替代。此外，渗透日本人生活的“生协”随着高龄社会的发展，职能也在发生转变，开始积极参与到高龄社会援助体系的建设中。在名古屋地区的“南医疗生协”是一种充分发挥地域居民的主人翁精神，通过生协连接起来，以建成让高龄者和地域居民都能安心生活的社区为目标。这也为今后高龄者居家养老为主体的社区环境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日本面向所有国民的年金制度以及2000年介护保险制度的实施为高龄者的生活提供了必要保障。同时，国家注重地域环境的建设，不断挖掘民间、地域以及高龄者自身的潜力，从保健开始，尽量延长高龄者自立的期间，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形成了以居民为主体的“自助”“互助”“共助”“公助”多层次的，满足高龄者各种需求的援助体系。

在我国居家养老成为主要模式的现在，如何借鉴日本的先进经验，构建适合我国的高龄者援助体系，培养更多的专业介护人才，尽可能实施全民养老金制度和介护保险的同时，培养居民的主体意识，应对“少子化”和“空巢化”带来的家庭自助的挑战，形成由本人和家庭的“自助”、近邻和朋友的“互助”、企业和市场的“民助”、社区和非盈利民间组织的“共助”以及政府和福利制度的保障“公助”的多元化的高龄者援助系统，对世界上高龄者最多的我国而言是今后亟待解决的课题。 （文/李东辉）